私框隱藏的專業議題

私框隱藏的專業議題
過去三期關於《非高等敎育私立學校敎學人員制度框架》的系列思考，分別涉及優秀敎師隊伍建設、敎師職業保障和學校敎育效能，意猶未盡且覺得至關重要的，還有來自前線敎師的現實工作經驗。敎師專業並非是封閉或獨立的系統，應與敎師生活的方方面面息息相關。比如，敎師的工作無法與家庭生活截然分開。故此，有關這些與敎師專業相關的議題，我們姑且稱之為“隱藏的專業議題”，在這篇文章裡，我們且來聽一聽前線敎師們的故事。
“私框”第一條就開宗明義指出，立法旨在“提升敎學人員的專業素質和職業保障，以建立一支優秀的敎學人員隊伍及保證非高等敎育私立學校的敎育效能”，許多相關措施以立法形式指引和規約學校管理人員和前線敎師。但無可置疑，若要實現這些“私框”的立法宗旨，其實是建基於敎師進入課堂之後，如何利用幾十分鐘的時間充分發揮敎學效能，敎師也可獲得相應的素質提升和職業發展，學校則可充分優化師資，實現敎育效能。當我們將焦點從宏觀政策、法規層面轉向敎師的具體敎學時，才發現眞正影響敎學效能的要素，可能遠比立法者原初設想的要複雜和微妙得多。
敎師：只是做好一份工嗎？
毫無疑問，敎師職業，在很多人心目中也是一份工作。按照一般對“職業”或“工作”的理解，是人們在社會中謀生的方式或手段。在當今主流語境中，如同俗語所常講的“為了搵兩餐”，但敎師作為一個專業身份，其內涵似乎又與這種實用主義或功能主義的論調有所不同。在專業身份認同(identity)——亦即對自己身為敎師的概念，或敎師對自己從事職業的意義的整體看法上，敎師更願意從生命體驗、專業哲學和價値追求等方面來自我定義。比如，有受訪敎師就質疑港澳地區流傳關於“做好呢份工”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價値理念：
“……我整天說的，曾蔭權講的那句說話呢，就不是這麼好的。就是……那句‘做好這份工’。是做份工，你當份工來做呢，那人人都交份差就算了。但你當一份自己的事，自己的事業來做，這又不同，你的責任感在那裡。你當一份工，收工，不就走了？所以我覺得曾蔭權講的說話呢，好多誤導成份。”(2011.2.26)
實際上，在敎師專業成長的過程中，更重要的並非是如“私框”所強調的諸多量化培訓時數或進修機制，即如第四十五條所指：“敎學人員的專業發展可通過參與培訓、自主學習、硏究和實踐等多種途徑，以靈活的方式進行。”在於敎師內心深處，比如責任感、使命感、關愛的特質、對學校的歸屬感等，都比外在的要求更加重要。本文的受訪敎師談及恪守專業和工作時，都一致提到自身對敎學的責任感乃持續專業發展的最大推動力。
然而，也恰恰因為責任感，有時令敎師的專業發展走入死胡同，其中一項就是專業工作跟家庭生活密不可分的關係。“敎師”作為職業標籤，似乎沒有明顯的時空邊界。身為敎師，就意味着無時不是“敎師”，亦無處不是“敎師”——放工後在街頭巷尾仍保持“敎師”的身份；居家生活也有“敎師”的烙印。所以，一方面，敎師的專業對其家庭生活帶來不可忽視的影響；另一方面，敎師的家庭生活也無可避免地影響其專業工作。本文接下來將根據硏究經歷，報吿澳門普通敎師在專業發展進程中遭遇“工作——生活”混淆的某些典型困局。
敎師的“宵夜”
受訪敎師普遍表示必須經常將學校的工作帶回家做，比如改卷、備課或者學生操行評價等。理論上，這些工作應可在學校內完成，但實際上，前線敎師極少可以完全“按時”、“按質”完成。所以必須將一部分工作轉移到法定工作時間之外來完成。按照敎師的行話，這些帶回家的工作即是所謂的“宵夜”。但此“宵夜”並非深夜享受的美食佳餚，而是敎師犧牲家庭生活來完成的“功課”。一位受訪的視藝科老師提到某些特殊場合（比如遇到學生參加比賽）說：
“在比賽前，我就要在家裡找資料，幫學生起稿，構圖呀……拿回來給他們。這樣，有時在學校根本沒有足夠時間，那就得拿回家去繼續，所有老師都是這樣。其他科的敎師也把學生作業拿回家去改，放工時各人都拿着自己的‘宵夜’回家啦。”(2011.2.26)
在敎師標準工時的設定上，官方考量的數據是卅六小時。這雖基本符合澳門當前的社會現實。但事實上，前線敎師的工作時間往往比此超出許多（仍有待蒐集相關權威數據來進一步說明這種超時工作現象）。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工作——生活”模糊的界限，很大程度影響了敎師的正常家庭生活，比如對子女的照料、與配偶的關係等。甚至有受訪敎師因此被家人責難。這在不經意間亦會動搖敎師對專業的堅守。
一聲長嘆
大家的家庭生活各有挑戰與困難，敎師也不例外。然而，敎師的專業工作強調“樹立良好行為榜樣”、“愛護、尊重和公平對待全體學生，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私框”第五條）。其中預設的隱含規約就是：敎師需要自行調適來自家庭（或其他領域）生活的情緖，而不致影響工作。有受訪敎師坦言承認，對於敎師專業的最大影響，並非來自學生或學校，而是來自家庭。該敎師的母親患有難以治愈的慢性疾病，五年多來，需要付出大量資源加以照顧。所以，她在訪談過程中發出如此感嘆：
“我就覺得精神壓力很大，經常晩上睡覺驚醒，想到的不是學校就是她（家母），我從來都沒有想到自己的事……不是想要怎樣安排他們……就是想學校的事……啊！忽然驚醒想到明天要上的課要準備的東西準備好了沒啊！”(2011.2.26)
“這行（敎師）有一個問題就是……你不可以將情緖帶回學校帶回課室。但是有時眞是控制不了，所以要壓抑。是好辛苦。比如你家庭發生些事，等會兒你又要入課室喔……如果我做文員，我一直埋頭，甚麼都不理，我做就行了嘛。但是這裡（學校）不可以，所以有時想到這幾年遇到的這些事我覺得好痛苦。”(2011.3.4)
訪談過程中不難感受到敎師專業工作和專業發展的困難，尤其看到敎師因工作與生活界限模糊交合而產生的困擾，對之感同身受。令人擔憂的是，這種困擾往往隨着敎齡的增加而同步增加。從部分資深敎師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來自家庭生活的諸多挑戰，還有生理健康的衰退、對未來的擔憂等，所有這些問題，都在無形中影響着敎師的專業及發展。但更糟糕的是，前線敎師在多數情況下對此保持緘默，普通市民家長更難以窺知內裏的艱辛無奈。
深切的叩問
不難推測，上述提及的問題無法進入“私框”，因為立法畢竟難以在私人生活層面有太多作為。這雖然情有可原，但非因此便採用“鴕鳥策略”，對此視而不見。故此，在“私框”系列的最後一篇文章，本討論小組提出這些議題，藉與讀者分享幾位受訪敎師的一己感嘆，其意卻在從政策層面提出深切的叩問：一方面，希望當局清楚意識到“私框”及其規約的薪資分配、專業培訓、學校管理等議題，雖說在本澳敎育發展史上是一項重大突破，但對於敎師專業建設而言，僅是個開始，還有更多議題需要在立法層面來解決；另一方面，則於希望市民家長可更多知曉以及理解敎師的工作，在對學校和敎師提出要求的同時，亦對敎師多一份體諒，並更多參與澳門的敎育事業——而非僅作為吹毛求疵的旁觀者盡指手畫腳之能事。
黃 華
（澳門大學敎育硏究中心“私框”討論小組、澳門大學敎育學院博士生）
黃素君
（澳門大學敎育硏究中心“私框”討論小組、澳門大學敎育學院副敎授兼敎育硏究中心主任）
澳門大學澳門硏究中心 （統籌策劃）